中国式腐败的内在逻辑

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规则，但由于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原因，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差异很大。西方国家更重视契约和制度，并且有深厚的文化基础。1215年的英国《大宪章》突出了法规制度的约束，有了法的传统，并围绕权力设计了较为完善的制度约束。

因此，我们谈中国出现腐败，需要分析其内在逻辑。成长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中华文化，形成了特有的血缘宗族关系和邻里裙带关系，人情往往大于法律，潜规则往往盛过显规则。这一点，从我们的话语系统中可以窥得端倪，比如“搞定”“摆平”“操作”等。这些差异反映到权力运行过程，就形成不同的意识和行为方式，因而导致不同程度的腐败。现实生活中，虽然大家异口同声痛斥腐败，然而一旦遇到困难时，人们想的办法还是通过托关系、送礼来达到目的，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。

由于众多复杂原因，今天的腐败问题分散在官场不同层次，既有大官大腐，也有小官小腐，更有小官大腐。面对这一状况，我们也应关注官员腐败的“客观原因”，探寻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。比如，我们通常是组织选人，但落到具体操作过程上，其实还是人选人，结果导致选人的官员只行使选人权，不承担选错人的责任。显然，这里没有解决好政治伦理规则问题。任何一种选人模式都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，关键是有没有形成一个有机链条和一种科学的机制。

事实上，一些制度在设计之初就为权力寻租留下了方便之门，比如“原则上”“除外”这样语焉不详之处。这种情况难道制订政策者不清楚？当然清楚！究其原因，有的制定政策者要的就是“自由裁量权”，因为“如果没有权力，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官”。我们党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，不应当为特殊阶层或集团留下权力寻租的空间。然而，由于党是由所有党的成员构成的，具体到某些成员则存在着各自的利益。因此，不围绕人性建构制度，就很难根本解决权力寻租问题。

毫无疑问，我们有些制度设计并不完善。比如，领导干部终身制破除了，但利益终身制并没有改变，这在客观上激励着全民谋官。所以，我们必须从利益调整与改革入手，以此净化官员的心灵，引导正确的价值观。

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制度设计，没有必要复制也无法复制，但我们可以从差异中受到启发，看到自己的漏洞。西方的权力构成不同于我们的金字塔式，西方国家小城市的市长做得再好，也没有办法升到大城市当市长，由此弱化了因晋升而来的压力和欲望。相比而言，我们的等级结构和晋升方式，客观上给官员带来更大的晋升压力和欲望，导致有的官员为了晋升采取不光彩的手段，甚至走上腐败的道路。

当下中国的腐败问题，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一个层级，某种程度上甚至带有覆盖面很广的特征。尽管这样，我们仍要坚定反腐必胜的信心，因为今天的腐败并没有深及执政党的性质宗旨，只是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机制的漏洞，是少数人价值观出现阶段性的迷失。腐败现象再严重，都完全可以解决。这也是本次反腐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内在逻辑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把政治基础和政治逻辑化为现实力量，在历史文化、政治生态和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，以求反腐取得更快更好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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